香港最准一肖中特公开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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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邓稼先?


发布日期:2020-05-23 00:12   来源:未知   阅读:

  那次核弹摔碎的事故,邓稼先坚持要亲自到里面去查看情况,甚至翻看了碎片,谁都拉不住。

  这个“没事了“的意思是说,经过他到场观看,发现弹体破裂程度不严重,大部分核材料没泄露,不会对周边地区造成污染,不会对下风地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在和杨振宁拍这张合影时,邓稼先嘴角是有血迹的,此时他已经是一名癌症病人。许鹿希回忆说,拿到医疗报告时,数据把医生都蒙了——这得是多严重的辐射导致?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有人曾经问他:“您研究成功之后,得到了多少奖金?”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直到1985年6月他病危时,杨振宁先生到医院看望他时,又提起了这件事,他才回答说:“人民币10元。10元,氢弹10元。”杨振宁先生有些不信,说:“您不是在开玩笑吧?”邓稼先解释说:“是事实,不是玩笑。1985年颁发特等奖的奖金是10000元,单位里人人有份儿。由于人多,单位还垫上了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3个等级发下去。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次颁奖,21年中,没有发过奖状,也没有发过1分钱奖金。”

  有关手捧脏弹的事,据说是几个单位在当时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把他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

  推荐一篇官方国史网的文章吧,以为纪念,缅怀“两弹元勋”邓稼先, 作者:张开善,来源:国史网。

  邓稼先是‘美帝特务’!我有证据。他于1950年8月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9月就回到北京了。他嘴上说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实际上,他是潜回新中国的‘美帝特务’……”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还有,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再一次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也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对于这样藐视全国人民的‘ 学术权威’,我们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专政之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要不是杨振宁提到了邓稼先,邓稼先怕早跟他的二姐邓茂先一样,落得个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名声。

  曾看过一篇访问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的文章,记者上来便说访问许鹿希女士之难。

  刚出了一个纪念性的册子时,许鹿希就听到几个大学生说,这个人太傻了,太傻了,若是留在国外,功成名就,还不会这么早死。

  #判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她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看她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赵九章是因为文革迫害悲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国庆庆典的邀请函被偷偷藏起来了

  很多文字提到他是隐姓埋名28年从来没有回家这是不太准确的 他的确在钱三强找到他“放一个大鞭炮”之后隐姓埋名28年 但其间是回过家的 只是时间很短暂 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 随时收拾东西秘密走人 他的夫人曾经在路上遇到过他想跟着他走看看 半路也被他甩脱了 等到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 他的确已经身患绝症 他的夫人许鹿希是医生 清楚明白丈夫的苦痛 据她描述 最后的时刻邓稼先大出血 输进去的血还没有流出来的那么快那么多

  如果你们也见过鬼子 就会和我们一样做同样的选择 只要国家能强大 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大概意思)

  所以 邓老是一个被新中国事业精神驱动的伟大人物 他是幸福的 他实现了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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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收到这么多赞,诚惶诚恐。把原先答案里的一部分瑕疵修改一下,再补充一点。

  钱学森,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勋章,感动中国,这些荣誉加身,简直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神,虽然因为一些事,颇具争议。

  邓稼先,却没得到这些,邓稼先去世的时候,甚至都不叫院士,那会儿都还叫学部委员,两弹一星勋章也是追授,感动中国更是忘了邓稼先。

  钱学森,全国景仰,总书记,总理去看他,一个钱学森之问,让全国教育界反思。

  邓稼先,一辈子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前,名字才解密,可那会儿全国人民对这个又不感冒,邓先生去世前的一句:不要被人家把我们落的太远。却不是有很多人记得。

  邓稼先,一生没对国家提什么要求,唯一的也就是想去看看,最后,全身出血,在妻子的怀里去世。

  就因为邓稼先在医疗水平尚不高的80年代,就遭受核辐射,罹患绝症,而钱学森因为研究的方向基本对身体无害,而活到了医疗水平,和综合国力远超80年代的现在吗。

  每每想到这里,都想为邓先生痛哭一场,生不逢时,生不逢时。更要大呼一声:

  修正一下,邓稼先的名字确实在他去世之前就解密了,但也就临去世前几个月。邓先生那时候已然是弥留之际了,大家想想,80年代的医疗水平,邓先生又是直肠癌晚期,那么严重的病情下,国家解密他的事迹,也是一种补偿,不能让英雄一生都隐姓埋名。可这补偿来的太迟,也远远不够。顺便插一句,我2012年的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邓先生因为受到辐射导致的病情有多严重呢:尿液里都有放射性,血细胞的细胞核内,被放射线摧毁,都成粉末状了。邓先生最后的直肠癌严重到不能坐椅子,直肠内长满了肿瘤,要加一个中空的充气圈,(就是小轮胎的样子)。

  我觉得,邓,钱,杨,李四个人实力相当,都具备拿诺贝尔的能力。只是邓稼先和钱学森选择为国效力,去帮中国研发,发达国家早就研究出来你的东西,两弹一星。这个注定,他俩不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杨,李二人去研究未知领域,只要有成果,必定封侯诺贝尔。这一点,就看得出,邓稼先和钱学森的无私,从某种程度上,为了祖国,放弃了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

  ---------------以下为修改过的原答案----------------

  几个华人巨匠里,杨振宁,钱学森,李政道,和邓稼先,邓稼先是唯一,我觉得,没有任何争议的功勋彪炳的巨匠。

  更重要的是,杨,李是研究高能物理的。钱学森是搞工程控制论,和导弹卫星研究的。只有邓稼先的研究方向是核弹,对身体有高危的放射性研究。

  当然,我觉得,核武器比导弹卫星更加重要一点点。因为就现在的局势来看,几个大国不拦着小国搞研究,小国试验卫星,导弹,无所谓,因为这俩东西即使没有,也可以花钱买。但是,但凡哪个小国妄图搞核试验,五常基本是零容忍。假设一下,没有钱学森那会儿搞卫星,导弹,现在也可以做,至少没什么外部阻碍。况且现在综合国力强大了,资金也有保障。但是,如果没有邓稼先,在几个核大国全面禁止核试验前,搞出了核武器,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可就没现在这么乐观了。

  那几位,都活到了21世纪,杨振宁,李政道,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功成名就,更因为中国人的诺奖情结,虽不是中国籍,但是是华裔,所以二人也享誉华人科学界。钱学森,去世前作为国内硕果仅存的著名科学奖,逢年过节,都是国家领导人亲自探望,我至今都记得去医院探望钱学森的那个视频,国内教育界更是因为“钱学森之问”,而制定了珠峰计划。2009年钱学森去世,国内更是掀起了怀念著名科学家的浪潮。我印象中,去世后得到全国人民怀念的,这几年,除了钱学森,也就季羡林老先生了。总的来说,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都获得了和他们的贡献相匹配的荣誉。杨李二人不是中国籍,不谈。钱学森因为一直在国内,大家可以想象,在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中国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财富,钱学森受到的待遇,我估摸着,最起码是副国级,公费医疗,公车,住房,之类的。

  只有尊敬的邓稼先老先生,因为身体受到严重辐射伤害,在上世纪80年代,就过早的离开了人世。且不说,逢年过年,当时的中央领导会不会去探望邓先生,更不必说,邓先生去世的时候,没有全国人民对他的怀念,事实上,邓先生去世的时候,他的名字都还是保密的,当时的普通群众,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出于满腔的热血和理想,为新中国奉献了所有的青春和学识,而研制出了核武器,从而真正让中国不受欺负,不被忽视。

  如果邓老留在海外,物质生活一定会好不止一点,精神上能不能满足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对于邓老这样的人,回到自己出生的,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为他带来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认可,他自己会感到这是无比的幸福。

  今天,每一个认同这个国家的人,将这个国家当做自己祖国的人,都将他视为这个国家的英雄,去敬仰他的人格,传播他的事迹,学习他的精神。或许这是一种赎罪,或许这是一种报偿。

  只要这个国家还在,他就会永远是每个国民心中的英雄。只要国家的概念还在,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又增加了两张图,两个小小的细节,也是非常令人感动,邓稼先的高尚品行和无畏精神,可见一斑。第五,第六张图。

  1965年10月1日,邓稼先(中),钱学森(左),朱光亚(右)在城楼上观礼

  第三次更新:1.试验,每次的安装雷管工作都非常危险,稍微一出差错,就会丧命。那些安装雷管的工作人员,也很清楚,每一次的安装,都要做好被炸死的准备。可是邓稼先每次都现在安装人员身后,给他们吃定心丸,他觉得他在场,会给战友信心。这么危险的工作,邓稼先每次也很紧张。不怕死!!2.邓稼先“傻”不傻?足以让看了他的事迹之后的有同理心的人从心里油然而生无比的敬佩与敬仰的同时,说你太“傻”!“傻乎乎”地去捡碎片,你不知道危险吗?3.邓稼先是随遇而安的人。有条件抽中华,喝五粮液。没有条件不抽,不喝也行。4.他觉得造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研究新的领域,甚至金钱,名利都不能得到。他不在乎这些,唯一令他感到有点压抑他性格的是,不能和朋友见面和畅快地聊天。这对他的性格造成了一定影响。5.即便除去友谊的成分,当了解了邓稼先所做的工作,所付出的代价,所面临的困难。你就会大概明白,为什么1971年杨振宁得知是中国自己造的时候会哭,为什么去给邓稼先扫墓,和许鹿希回忆邓稼先的生前时,会哽咽不止。6.1986年杨振宁去医院看样邓稼先合影。邓稼先显得特别老,穿着中山装,很多白头发。杨振宁领带西服,精神抖擞。杨振宁大邓稼先两岁。你会感叹,岁月无情。无奈!无奈!!

  第二次更新:1924年6月25日(阴历5月19日)出生,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祖上原住江西,明代,举家迁至安徽怀宁定居。清代的大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是邓稼先的六世祖。1941年,17岁。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号A4795。1948年,24岁。普渡大学的物理系研究生。其后的博士论文为《氘核的光致蜕变》(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1959年,35岁。中国第一颗的代号为596.邓稼先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邓亲自参与状态方程组。和年轻人苦干三年,拿出了的理论设计方案。中间的大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了,1964年10月16日15点,爆炸成功。说一些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事情。1987年7月,邓稼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为:xxxx弹装置的突破,证书号为87-KG2-T-02-01(因保密,用xxxx代替),在邓稼先逝世一年后发下。回到1979年。深受文革破坏的军事工业,在这一年体现出文革的恶果。一次飞机空投后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倒了地上,距离预定的爆心很远。一百多名防化兵到现场去找,没有找到核弹的痕迹。邓稼先亲自去找,找到了。用手捧起了了碎片,这次受到了严重的放射性物质严重损害,对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说点其他的。邓稼先在崇德中学的时候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经常得到杨振宁的帮助,两人的友谊持续了几十年。到了西南联大也得到大杨振宁的帮助。有件事情,读到那里感动不已。许鹿希对杨振宁说,您在临别时(杨振宁在1986年5月30日和6月13日到医院看望邓稼先),送给稼先一束大鲜花,他常凝视着鲜花,在剧痛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外国人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不行了”不知道各位看到这里什么感受,我是心里难受不已的。说完这些,杨振宁热泪夺眶而出,掏出手绢擦拭。邓稼先英文很好。和同学在西南联大一起背牛津英文字典,硬背、硬记。经常在妻子面前吹嘘自己的英文好,词汇量大。妻子问他河马怎么说,立刻答出了,斑马怎么说,答出了,麻醉怎么说答出了。视网膜怎么说,邓稼先哈哈大笑,没答出来。有些小事情。他对人的评价喜欢用“pure”,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高尚的品质,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基地的时候,和同志们抢妻子托人捎来的三色糖,或者排队跳人马,弓着身子让别人双手按在他的背上跳过去,他都感到很开心。这是什么样的画面?童真纯洁的即视感。谈谈我们造的难度。我说过 ,有时候我都感觉这怎么可能造出来?当时的那种条件下,真的是一种奇迹。我们很多人由衷地感动、赞叹邓稼先等人,我相信包含了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思考的。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那样的条件下,那样的人才队伍,甚至后期文革的影响都能先后研制出和氢弹,是有怎样的一股冲天的豪气,心里憋着多大的一股劲,树立民族的尊严的劲头?真是“意志战胜一切”!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思考,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们的学生读那些“高大上”的词语,格式化的话语与文字,还不如让他们多了解了解我们的两弹一星的工作者的故事呢。让我们的学生看看故宫,看看莫高窟的壁画,看看这个古老的中国的智慧人民是怎样地创造出这些文明的。(此处的评论不做评论哈)说说美国的豪华阵容,更能理解我们的难度。美国第一颗的研制者中,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获得诺贝尔奖的有14人以上。此外还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其中有:玻尔,丹麦人。费米、泰勒、詹姆斯·查德威克、赫伯特·安德森、哈罗德·尤里、赛格雷、冯·诺依曼、格林·西博格、康普顿(用实验证实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然还有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手下的阵容是世界级的。邓稼先的手下是28个新毕业的名牌大学生。后来虽然也调入了王淦昌、彭恒武、郭永怀等高水平的科学家,但是无论我们从数量上还是水平上要比美国逊色不少,我们的难度可想而知。先更这么多,有时间再补充。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大家可以友好地指出事实上的不正确之处,有时间会尽量回复大家的。第一次回答:没得说。最让我感动的中国的民族的脊梁。大学看了他和王淦昌,陈能宽,于敏,程开甲,朱光亚等等的资料。他临死的时候,说不要让人家超我们太远。顿时肃然起敬,热泪盈眶。不能想象一个没有的大国,在联合国说过,如果中国没有就不能算得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带着28大学生(具体多少呢?查了,就是这个数),就去搞了,边翻译国外资料,边扫盲。困难时期,啃着窝窝头搞计算,其实窝窝头都不够。我记得,他们大概只有数量不多的手摇计算器。得出了和苏联专家不一样的结果,为了验证,计算了三个月。一次试验失败了,自己进入辐射现场,因为“我比你们了解情况”。大家的初中语文课本有杨振宁的一篇课文,当他听到是中国人自己搞的时候,起身去洗手间整容,都哭了。我现在都觉得,在1964年10月搞出是个奇迹,是个不可能的事件。但是,搞出来了。那些人经历了多大困难,我们可能无法体会。他们有信念,是一股多大的爱国爱人民的冲劲?自己是“娃娃博士”,美国普渡大学高材生,有可能得诺奖的人。但是,既然决然过上了这种生活:有时候啃窝头搞科研,隐姓埋名戈壁滩,还被批斗过……王淦昌那句:我愿以身许国!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真的不要忘记他们。

  他们能甩陈年一百条街吧,一百年以后大家不一定能记得陈年,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记得邓,王,程,赵,彭等人了。XX就是个垃圾(纯属玩笑)

  记得高中每周周五早自习学校都会专门放《大师与经典》这个视频,如果我没记错名字。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⑤,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① 选自《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古今中外,我能看得清背影,能够深深触动我心灵,久久使我唏嘘的,唯两人而已,周恩来与邓稼先。

  邓稼先自幼聪慧过人,早年考取庚款留学美国(若称庚款留学资格考试为史上最难考试,并不为过),短短两年即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参与建设新中国。后来的事,也广为人知,但实际也是邓稼先身后才为人知晓,之前一直是作为国家的机密被封锁的。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天之骄子,回国之时,也正值常人年轻气盛的年纪,他隐姓埋名三十余载,在戈壁滩风餐露宿(我只能说风餐露宿而已,因为我无法准确理解戈壁滩的生活),在那样的时期(一穷二白,加上等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为中国做出了这样一份事业。最后因为辐射过度,罹患直肠癌去世。后人能评说的,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已。

  我不会拿“愚忠”、“个人的自由”、“个人与国家”等等所谓的“哲学”讨论来玷辱先贤,我只想emotional一点,把他视作一块透明的水晶,匍匐瞻仰。

  邓稼先是安庆怀宁县人,与陈独秀以及后来的海子是同乡,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向来知道家乡先贤有邓石如,金石大家,却不知道邓稼先有何家学渊源?后来一查才知道,邓稼先是邓石如的六世孙,邓稼先的父亲是邓以蛰!中国近代美学史上三大巨擘: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悉数出乎安庆,大有当年“天下文章出桐城”之盛。他们与桐城派还真有奇妙的联系:宗白华的妻子是桐城派之祖方苞的后人。安庆历来多忠臣良将,明朝“铁骨御史”左光斗,其人其事,以及与其学生史可法的故事在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中有记载,至今读来令人汗颜;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以及“六尺巷”的故事,口口相传;建党领袖陈独秀,虽然陈独秀被政治化成一个“很有缺陷”的人,但在我看来,从某个层面,他是完美的,与他骨子里忠臣良将的基因分不开。

  邓家自邓石如以来,一直为书香门第的大家。作为理科生的邓稼先,家学中的文科渊源竟然如此深厚。他自幼受到父亲严格教育,童子时熟读四书五经,稍长又被要求学好英语和数学。本来,他传承家学,可谓顺理成章,但却源于父亲的训导而投理科(详见附文)。邓稼先如此“文人”的出身,在众多人的眼里,他却是“农民科学家”,真是一片赤子之心。邓稼先的生平挚友杨振宁评价道:“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这是极其精当的。

  后面附文两篇,一篇是杨振宁纪念邓稼先的文章;一篇是邓稼先怀念父亲的文字。这两篇文章,我每每读起,心中哽咽,热泪盈眶。

  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完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奥本海默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和他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别人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而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罗夫斯,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也就是1964年中国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工程。

  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说“在外地工作”。但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父亲邓以蛰,字叔存。根据家族史料,邓家远祖原居江西省鄱阳县郊外农村。元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此地及附近各省长期战乱,明太祖朱元津统一中原后,下令这一地域的大批农民迁往安徽,我家祖先邓君瑞带领全家迁至安徽怀宁县城外四十里的地方,从此,邓家就在这里定居下来。这里青山绿水,村前巍峨峻峭的峰峦名日“麟峰”,山下一块形如磐石的平地名曰“白麟坂”。邓家就在倚山面水的“白麟坂”建起了家园。后来传到六代先祖山人邓石如。石如公成为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家族已发展成三个大村庄:邓家大屋、邓家老屋、邓家燕屋。

  山人因受毕秋帆赠四铁砚,故以铁砚山房作斋名。山人的祖父对明史深有研究,酷爱书法、精于绘画,山人的父亲也擅长诗词书画,井喜爱刻石。山人的四世孙——我的祖父,名艺孙,字绳侯,一生从事教育,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

  父亲邓以蛰1892年1月9日生于邓家故居白麟坂铁砚山房,少年时代在家乡读私塾。家中祖辈在书画方面的成就对他影响很大,他常欣赏书画藏品。十三岁入安徽尚志学堂,后转人芜湖安徽公学学习两年。1907年,十六岁的父亲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宏文学院及早稻田中学攻读,在此期间结识陈独秀等人,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对他后来很有影响。1911年回国后,父亲曾在家乡任教,并专心攻读英文,为留学欧美做准备。1917年,父亲去美国,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院,专攻哲学与美学。1923年夏,因祖母病逝,父亲中断了研究生学业,乘船赶回家乡。

  父亲一生主要在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去北京大学任教授,他一生讲授美学和美术史。

  学术界称父亲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著名的美学和美术史家,和朱光潜、宗白华并列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还有“南宗北邓”之称。但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以权威自居。

  父亲为人正直真诚,谦和朴实,性格温和宁静,专心学问,多年深入书画领域进行研究工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理论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在鉴赏中国古字画方面被社会公认为专家。他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分辨鉴赏古字画真迹,指出其特点,不怕麻烦地将家中藏画悬挂起来,一一指给学生看,并作详尽的讲解。

  父亲非常珍爱先祖邓石如的书画原件,即使在战乱年代,家中一贫如洗,无钱医治吐血症,全家忍饥挨饿的岁月里,也舍不得将珍藏的书画出卖。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将先祖邓石如的书画珍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曾举办“邓石如先生诞生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展览”,展出那些珍品。

  父亲一生追求美的精神境界,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喜欢在幽静的荷塘边、树林的浓荫里散步,也常去圆明园。在北大燕园居住期间,他喜欢坐在走廊上,边晒太阳治疗他那咳血的结核病,边欣赏校园里满湖盛开的荷花。有时,他独自去颐和园,在寂静的后山小路上漫步,观赏无名的花草,或坐在山石上休息,眺望夕阳辉映下的昆明湖,沉思凝想,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领悟哲学的真谛,从大自然的美中印证书画理论的精髓。

  父亲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亲身经历了清朝的腐败,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瓜分中国的岁月,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日寇铁蹄蹂躏下,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让他永难忘记。父亲一生的志愿,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自己长期身患重病,寄希望于儿子长大为国家作贡献。

  童年时代,父亲对我的教育很严格,除了学小学的课程以外,还让我读四书五经,每天背诵古诗词。后来又让我苦读英文,专攻数学,为我打下了全面的文化基础。这些学习使我终生受益。后来从事科研工作,我能用准确简炼的文字写出科研报告,并能直接阅读外文参考资料,就是童年时代打下的基础。日寇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庆祝侵略中国,强令学生游行,我出于爱国心将那游行的旗子踩在脚下,招来杀身之祸,父亲果断地让大姐带我逃离北平,奔向大后方。告别时,父亲谆谆叮嘱我:“稼儿,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

  1940年春末,我告别父亲,穿过层层封锁线,转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十七岁考人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日本敌机轰炸下躲防空洞的日子里,我牢记父亲的期望,苦学苦读,准备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一生。

  1950年,我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牢记父亲的叮嘱,走上科研岗位。后来从事国防科研工作,研制核武器,隐姓埋名二十八年,就很难再看到父亲。但父亲的慈爱始终伴随着我,给我以力量和支持。父亲从不问及我的工作,父母极想念儿子,却从不表示希望见我,父亲病重时,也从不要求我看望。老人知道儿子需要坚守岗位,他全心支持我为了祖国的强盛献出自己的一切。

  纵观父亲的一生,是追求线年,父亲三十一岁自美国学成回国后,他一面在北大教书,一面积极投入新文艺活动,撰写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方面的文章,主要收集在《艺术家的难关》一书中(北京古城书社1928年出版)。他常与鲁迅等诸多朋友在中山公园会面。与徐志摩、朱光潜、闻一多、张奚若、陶孟和、金岳霖、刘九庵、钱锺书等教授交往也颇多。

  1933-1934年,父亲访问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德、法等国,参观许多艺术博物馆,回国后写了《西班牙游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书中记述了西方重要的艺术作品,有赞扬也有批评。对比祖国的伟大文化传统,流露出不胜自豪的激情。

  父亲提倡有高尚理想的、为人生的艺术,强调艺术的“陶熔熏化”和“激扬砥砺”的力量,肯定了艺术有改造社会的作用。他在1928年出版的《艺术家的难关》中写道:“中国人目下的病症是索莫、涣散、枯竭、狭隘、忌刻、怨毒;而要的音乐须是浓厚、紧迫、团聚、丰润、闲旷、隽永、豁达诸风格了。”他呼吁音乐家到群众中去。在1924年,他写道:“社会需要艺术家,艺术家也需要社会。我们何不快来握手把臂,吻颈一心,行这个同偕到老的见面礼呢?”

  另外,父亲认为艺术与民众是分不开的,提倡为民众的艺术。1928年在《民众的艺术》一文中,他写道:“民众所要的艺术,是能打动他的感情的艺术。……不用说,我们走进博物馆或故宫三殿内,对着那些商、周的鼎彝以及石砚瓷器,那远在古昔的祖先的工作感情都同我们连接起来了。艺术哪一件不是民众创造的?哪一件又不是为着民众创造的?历史尽管为功臣名将的名字填满了,宫殿华屋尽管只是帝王阔人居住的,哪一点又不是民众的心血铸成的?艺术根本就是民众。艺术若脱离了民众,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可以使人觉得出的呢?”

  学术理论界认为父亲对中国绘画提出了完整而系统的美学理论,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贡献。它包含一个自成系统的结构,即是:体——形——意;生动——神——意境。这是他对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理论概括。

  父亲的理论认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最初同具有实用意义的器体(陶器、青铜器)的装饰是分不开的。他说:“艺术源于器用……绘画之兴原为装饰器用。”正确地肯定了艺术最初与实用不能分离,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绘画逐渐脱离器体的约束而独立。他曾写道:“盖艺术自此不自满足为器用之附属,如铜器花纹至秦则流丽细致,大有不恃器体之烘托而自能成一美观;至汉则完全独立。净形之美即不赖于器体,摹写复自求生动,以示无所拘束,故日净形。”

  父亲认为,“形”脱离“体”后,到了汉代,着意描写动物和人的生动动态。及至六朝,又由生动进入到人物的内在即“神”的描绘。他写道:“神者,乃人物内性之描摹,不加注名位而自得之也。……汉画人物虽静犹动,六朝唐之人物虽动亦静,此最显著之区别。盖汉取生动,六朝取神耳。”到了唐、宋、元朝,又由“神”的描绘进入到“意境”的表现。他写道:“生动与神合而生意境。”又写:“意者为山水画之领域,山水虽有外物之形,但为意境之表现,或吐纳胸中逸气,正如言词之发为心声,山水画亦为心画。胸具丘壑,挥洒自如,不为形似所拘者为山水画之开始。至元人或文人画不徒不拘于形似,凡情境、笔墨皆非山水画之本色而一归于意。表出意者为气韵,是气韵为画事发展之晶点,而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

  学术界认为父亲对中国绘画发展史的理论概括,反映了中国绘画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树。

  他关于书法美学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专著《书法之欣赏》(1937年)一文中。指出中国书法在艺术中所占的地位。他写道:“吾国书法不独为美术一种,而且为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何者,美术不外两种,一为工艺美术,所为装饰是也;一为纯粹美术,纯粹美术者完全出诸性灵之自由表现之美术也,若书画属之矣。”概述了中国书法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艺术,世界无可比拟者。他认为中国书法能自由地表现动态气势,因而它也就能充分地表现情感。虽然是写在平面上的,却已“涉于空间立体”,并用:“噫,势之力,其伟矣哉!”来赞美动态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意义。指出,书法的笔画并非任何一种笔画,而是能够表现情感,给人以美感的笔画。亦即:美从人心流出。他写道:“书法者,人之用指、腕与心运笔之一物以流出美之笔画也。”

  童年时代,常听父亲对学生和同事讲解谈论绘画和书法,但我不曾用心领会。我走上国防科研岗位以后,长年生活在深山大漠实验基地,不能看望父母,难得相见。母亲病危,正是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双亲这才知道我的工作。当我赶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经不能言语,就在我紧握她的手时,老人停止了呼吸。我多年不在父亲身边,1973年父亲病危,我正回北京汇报工作,才能看望老人。当时父亲癌细胞全身扩散,非常痛苦,但为了不让我挂念,能专心投人工作,父亲强忍病痛,尽力在我面前保持安详欣慰的神态。1973年5月2日,父亲最后凝望我一眼,就告别人世了。为了国家的未来,我不能尽儿子的孝心,每想起十分难过。

  父亲1929-1937年,1945-1952年都在清华大学任教,先后达十五年之久,清华的传统注重学术研究,学术气氛很浓,而且学者众多。父亲主要的理论著述,多在清华任教时期完成。

  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住清华西院宿舍,成为杨武之教授的邻居,所以儿童时代,杨振宁就是我亲密的伙伴。1952年以后父亲任教北大,住北大校园内的朗润园一百五十九号平房宿舍二十一年,退休以后,仍热心培养青年,关心中国美学的发展和建设。

  我对父亲的专业了解甚少,但父亲的人生追求,对教学的严肃认真,待人的真诚,生活的朴素,特别是他那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严于律己、宽容待人的性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和他的同代人,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国难当头时彼此关心帮助的情景,使我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重任。当年我考进崇德中学,就是杨武之教授向父亲建议的。从此,我和杨振宁同学,成为一生的好友。父辈传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面对任何困难,勇往直前。

  (作者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已故。本文系由作者夫人,北京医科大学教授许鹿希整理)

  邓公傻么?或许是,在那些追求小确幸的人看来,这人简直不可理喻。抛妻弃子,献身大漠,没有奖励和荣誉,竟然还被批斗羞辱。看到这样的例子,简直要歇斯底里地喊出: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可是,现在我们提到中国的核弹,第一个浮现出的名字是邓公。当我们自由自在的做键盘侠时,是那个年代用手称量铀的比例,随时有可能被炸死的科研人员,为我们筑起了安全屏障。

  你可以选择追逐幸福,但应当尊敬那个,为了国民幸福而放弃自己幸福的,邓公

  看到那么多人说政府的不是,说邓公做这样的选择真傻,说不应该像邓公这样奉献。却很少看到有人说邓公是个小人或者伪君子。或者你敢喷一下钱工?你鄙视一下邓公,都会被无数人喷。但你可以调侃杨先生的少妻。

  我不止一次听到科研圈子的同仁讲某某国外华裔大牛的八卦,龌龊。但提到钮经义先生,龚岳亭先生,邹承鲁先生时,满脸的钦佩。某日一前辈谈到改革开放后的龚先生时,说平日里大家都是趴在桌子上午休,龚老先生有特别优待,能够蜷缩在实验台旁边休息。大家没有说这些先生不出国移民,还这么辛苦就是傻,最多吐槽当时的条件差,慢待了这些老科学家。

  有时候我也会想,我能不能像邓公龚老这样奉献呢?答案是很难。由此我更倾佩邓公这样的科学家了。

  我不认为像邓公这样选择是所有科研人的行为准则,我也不会为政府的慢待而洗地,我只是佩服邓公,感激这一辈老科学家的付出。

  室友是安庆人,有一天我们俩看到一个人的照片,我对他说:“你的老乡,邓稼先,普渡大学读核工程的。”

  知道他是因为从小我有当工程师的梦想,很关注这些人,不过因为就业、薪水等各种原因恐怕我这辈子是没有机会当工程师了。我算是一个自私的人吧。